精品全篇梦回一九九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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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精品全篇梦回一九九三》精彩片段

在乡镇中学的时候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全校第一，大小考试几乎战无不胜。在中考的时候，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，还是应届考上了高中，而我们那座乡镇中学，应届生只考上两个人。根据以往的经历，我自然就认为自己是学习的料。所以刚到一中的时候，我的心气儿还是很高的，全校第一不能说，至少要在班级里占到前几名。

但是，第一个学期的其中考试，就让我挨了一闷棍，我的成绩在班级里已经排到十名以外。一开始，我有点想不通，心理落差还是挺大的，想不通为什么成绩就下滑了。

现在回过头来分析，不是我成绩下滑，是因为天外有天、人外有人。当初我能考全校第一，是因为我们的初中太差了，我成绩好不过是矬子里拔将军而已，知识掌握的并没有想象中牢固。而到了一中才看到自己真正的实力，一中几乎汇聚了全县最会读书的孩子，这里不仅有各个乡镇的尖子，还有县城实验中学的佼佼者。因为县城的教育资源明显比乡镇要好，再加上父母一直也抓的比较紧，实验中学的尖子，才是真这正的尖子。比如，我们这届的有个叫华姐的女生，是真正的学神，在初中的时候就是每次第一，来到一中以后，还照样能够遥遥领先。

还有一点，在学科上我还是偏文，高中学习的重点是数理化，这几个科目我都不是太突出。我比较擅长的，还是文史科目，理科思维不是太强。所以，在高中一旦是数理化科目比重增强，我就明显不占优势。反而是初中成绩不太突出的小勇，由于数理化比较突出，到了高中反而会有后劲儿。

当然，最重要的还是主观原因，就是我太贪玩了。一入学，我几乎把所有的空余时间，都放在打乒乓球上，天天琢磨如何玩。课余时间我贪玩，到了上课的时候，我的心还是收不回来，要不继续回味，要不就是跟同学聊会儿天。总之，心总是浮着，总是沉不下来。

让我心理落差更大的，是跟我玩的几个同学，成绩都比我好。学泉就别说了，人家数理化成绩超好，考试成绩是全班第一，年级前5。加强的成绩，能排到班级前5。玉国的成绩，也能排到班级前10。

在所有科目里，大部分科目的成绩都是平平无奇，只有英语成绩还算不错。我们班的成绩也跟我差不多，除了英语成绩还行，其他科目的成绩，在学校里都是排到倒数几名的。我们班的英语成绩好，是因为我们的英语老师，对我们比较严格，日常就抓的很紧。英语老师姓冯，她的的山东口音很重，读英语的时候，也带着比较重的山东口音，有的同学会故意模仿她发音，引起同学一片笑声。但冯老师也有优点，就是对我们特别严格，让我把基本功打好。反反复复的记单词，反反复复的听写，让我们每个人打的基础都很牢固，所以我们班英语成绩，是唯一在年级拍到前列的。

归根到底，我当时毕竟是一个15岁的孩子，当我一个人到县城读一中，当打开一个新世界的时候，面对各种诱惑，一下子无所适从。即便老师、家长，也会不断灌输学习的重要性，但是当面对诱惑的时候，又怎么能扛得住？面对一个未知的新世界，我既充满期待，也有些手足无措。

入学两个月后，除了学习成绩的心理落差之外，一个农村孩子来到陌生的环境，除了要适应环境之外，还面临着意想不到的压力。

我先大概说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。在1993年，已经改革开放15年，由于农村已经施行了承包责任制，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温饱的问题已经解决。但是，虽然市场经济已经有气色，但是东西部存在着很大的差距，沿海的商品经济和港台娱乐文化，对内地的冲击非常大。与此同时，城市职工的收入又比较有限，很多职工的月工资也就几百块钱，但是还要养一大家子，常常入不敷出。所以，问题就出现了，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发展，商品越来越丰富，大家的需求已经被激发了，但是大家的手头又比较紧，没有多余的钱买，就产生了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收入低之间的矛盾。所以，在当时的县城里，小偷小摸的事情比较普遍。再加上文革武斗的遗风，县城一些无业青年，崇尚武力，觉得谁拳头硬谁就是老大，所以当时的社会治安普遍比较差。

后来，我跟一个曾经混过社会的哥们儿勇哥沟通过，他说当时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犯罪成本比较低，比如两个年轻人打架，把人头打破了，到了派出所也没办法，只能让家长给吃亏的一家送点鸡蛋，这事情就算过去了。正因为大家普遍法制观念淡薄，犯罪成本也比较低，所以社会治安比较差，在社会上存在着各种黑社会组织，很多底层百姓遇到事情，往往不会想通过法律渠道，而是寻求黑社会的帮助。80年代后期，国家为了改善治安，定期进行全国性严打和公审大会，但是社会治安还是存在很大隐患。

这哥们儿说，在这种崇尚武力的风气之下，他们会按照影视剧里黑社会组织形式，进行拜把子。他说在实验中学的时候，就跟几个兄弟一起喝了鸡血酒，拜了把子。他说他们兄弟14个，他排倒数第二，基本都是按年龄来排的。因为当时也就十四五岁的年龄，年长一岁，身高和力气会差很多。最小的兄弟跟我们同龄，叫作宝宝，他当时在电影院的一次约架中一战成名。勇哥说当时宝宝和另外一个人约架，好像是因为一个女生。他们把约架的地点放在了电影院，双方都喊了人，就跟电影中演的一样，人叫多了肯定就会有熟人，最后商定他们俩单挑。结果在几十个人的围观之下，两个人开始单挑，宝宝虽然年龄比较小，但是没认怂，跟对方抱打在一起。我问勇哥宝宝最后赢了没，勇哥说宝宝比人家小一岁，矮半头，怎么可能打得过，勉强打了一个平手，不过宝宝已经够勇了。

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使然，即便是到了一中，人们心目中的纯洁之地，社会上的一些地痞无赖和黑社会的习气也开始渗透进来。我们刚入学的时候，总看到一些高年级的男生，在校园里横冲直撞。走在校园里，你但凡多看他一眼，有可能就会无怨无故地挨一顿揍。如果你在操场上落了单，有可能就会出现向你要钱、要饭票的情况。当时，在同学之间还流传着一些传言，比如晚自习后，一群学生在操场约架打的头破血流呀，谁在放学后又被人围堵了，哪个女生是“老大”的女人千万不要瞪着眼看。我本来胆子就小，听到这些传言有些战战兢兢。

要命的是，我们宿舍旁边的宿舍，就住着学校几个比较知名的混混，我们每天进进出出，还都要从他们门口过。每次从他们门口路过的时候，我都提心吊胆。要是在宿舍楼道里遇到，更是胆战心惊，生怕眼神跟对方眼神遇到，平白无故地挨一顿揍。经常在一起的混混有两个，一位个子很高，一位个子很矮，我心里默默给他们起了外号：“高低杠”。他们俩好像平常不怎么上课，经常逃课，有时候会在宿舍里抽烟、唱歌。我记得，那时候他们经常唱的一首歌，就是赵传的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。歌词我还记得：我是一只小小鸟，怎么飞也飞不高。即便他们俩的歌声一点也不动听，还有些扰民，我们也是敢怒不敢言。

在秋天的时候，我记得学校组织我们参加了一次“公审大会”。对于整天闷在学校里的学生来说，能够出去集体参加活动，一起出去放放风，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公审大会在金城路的电影院举行，为了让更多的人观看，在电影院外面临时搭一个舞台。除了我们学校以及其他的学校之外，因为活动在闹市区举行，还吸引了很多围观的群众。

“公审大会”，还颇有文革的遗风，很像文革期间进行的批斗大会。公审大会之前，早有几辆解放车停在舞台旁边，犯人都五花大绑，胸前挂着大白牌子，由荷枪实弹的警察押解着。主持公审大会的公职人员，一声令下，就把一排一排的犯人带上来。参加公审大会的犯人，一般都是死刑犯或者重刑犯，一般念到犯人的名字的时候，会把他的犯罪经过和罪行宣读一遍，最终用最高亢的声音宣读他的刑期，起到震慑的作用。

罪犯胸前的牌子也有讲究，普通犯人的牌子只写罪名和刑期，死刑犯胸前的牌子，还会划一个大大的叉。在公审大会结束之后，载满犯人的解放车，一般会在全县游街，车前的大喇叭反复播放着罪犯的罪行。而死刑犯，一般都要直接押送刑场，立即执行枪决。

在当时那个年代，由于广播电视还不是特别普及，这种简单粗暴的“公审大会”，起到震慑犯罪和普法的作用。但是，这种运动式的严打，并不是社会常态，随着法律的普及和媒体的发展，这种形式渐渐消失了。

我不知道我们旁边宿舍的“高低杠”组合有没有去看公审大会，有没有被震慑到，会不会让他们浪子回头。当时，对于15岁的我来说，只是去现场看热闹，也不知道这种公审大会意味着什么。我的关注点，还在于我们班的漂亮女生身上，想看看这些女生在活动现场有啥反应，会不会害怕。